就在去年北上广三地同时对外地户籍网约车司机发布“驱逐令”的当天，我在钛媒体上撰文《外地司机被“驱逐”，滴滴们坐享的隐性失业“红利”被终结》，探讨了“兼职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的“隐性失业红利”。而一线城市对于外地户籍设立的高准入门槛，将使滴滴们及其用户双向受损。
果不其然，《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6月——2017年6月，滴滴平台各省份就业增幅中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属于负增长。打车难、打车贵、服务差等问题如幽灵般重新浮现，以至于滴滴不得不发公开信向用户致歉。
根据滴滴就业报告的数据，滴滴平台上的司机50%左右属于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或无业状态。“平台为处在就业过渡期的人提供了收入来源，还起到了就业蓄水池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在北京，这样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失效了。
据媒体报道，网约车新政后，后厂村等“滴滴村”贷款买的车成了私家车，重新拾起了货运和搬家的活计。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排查整治的重点正是仓储物流、批发市场等，转型为快递员和货运司机的网约车司机们，不仅面临着仓库关停、单量骤降，更面临着重新寻找住处乃至打包回家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京东主动向员工发出援助之手，称如员工住所必须发生变化且未找到合适住所时，可直接申请员工宿舍。因为京东深知数十万快递员对于是其快速崛起扩张所依靠的“主力军”，而在北京他们即将面临流离失所。
而微博等平台流传的北京快递大涨价传闻反映出外地劳动力返乡立竿见影的效果，10月上旬中通、韵达相继宣布上调快递价格，而随着居住成本及生活成本的上升，电商、外卖、家政O2O等行业的“低劳动成本”时代将和网约车一样走向终结。
过去的“低劳动成本”源于外地劳动者挣着一线城市的工资，而维持着三四线乃至城乡标准的消费水平，他们的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