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产生了很多伟大的记者。当然，这样说可能不是好事，《奥德赛》中有句诗说，神道编织了灾难，就是为了让后代的诗人不缺吟诵的题材。有了灾难的时候，才有话题和报道，这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借用盖伊·特立斯的概括说，记者就是那些专门盯着别人身上的瑕疵，巴不得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骚乱、抢劫，国家灾难和轮船遭难的人。某种程度上，记者可以跟野心家划等号了。
但是报道灾难的人并不是灾难的制造者，带来坏消息的人不是坏消息的根源。记者的野心充其量是一种急于曝光的野心，他们的不安分也只是一种急于发表的欲望。要知道事件每年发生，新闻每天报道，记者要维持这种报道和发表的野心，只能不断地寻找新的话题和事件，一旦新闻成为明日黄花，他们就奔向下一个事件发生地，“他们不必问消息何时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作的每件事也许有一天在21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王国与权力》）
当然，我们说的记者可以细分有很多种，伟大的记者的含义在于，他们的野心更为宏远，他们渴望的东西更多，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报道，一生在教科书中只占几行字，他们渴望参与历史，观察历史的运作，并且渴望像作家或者历史学家一样写作。如果说新闻是速朽的，而写作是超越这种速朽的一种方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特立斯就是践行写作大于报道的最好记者之一。去年世纪文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王国与权力》，这是一本关于《纽约时报》的传记。特立斯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从一个送稿生开始到独当一面的首席记者。按说，这已经是很多记者的荣耀。但特立斯似乎志不在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王国与权力》中提到，《纽约时报》的记者队伍中，主要都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不但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还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价值，比如可以上升到管理者的圈子，可以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可以跟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对总统产生影响，有了这些地位，他们就可以通过报道来影响一个时代。
特立斯对成为这样的记者不感兴趣，所以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后，他跳槽到《时尚》杂志成为了一名专心发掘纽约城无名者和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