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走来，中关村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品牌、一种精神象征。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海淀被规划为首都的“文教区”。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科教领域的排头兵，开始在“中官屯”的旷野里落地生根。
1953年，以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科研楼（原子能楼）竣工为标志，中关村开启了“科学城”时代。之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顶尖精英汇聚于此，成就了“两弹一星”的旷世伟业。
一批科研院所围绕此地、开枝散叶，涌现出一大群新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待到70年代末，中关村已聚集了一流高校30多所、科研院所130多家，成为中国真正的“科技心脏”，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
1978年，在美国访问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中关村”。
这一年，他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走下来，看到的是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创立的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
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他禁不住遐想：如果与“硅谷模式”相结合，中关村将爆发出怎样的威力？
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亲自创办一家“硅谷公司”。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后来，这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
但在当时，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结果石沉大海。
而在“访美报告”现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被陈春先圈了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不过她有一个“曲线救国”的计划：
陈春先凭借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可以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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