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吴以岭赶回了石家庄。
此时的北京，“非典”已经蔓延，所以吴以岭回到公司*件事，就是组织了针对SARS的中药科研组。
根据一篇报道的描述，以岭药业在15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连花清瘟胶囊的提取、浓缩、干燥、成型等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
经过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评审，连花清瘟胶囊不到一个月，*个进入国家药品快速审批绿色通道。
从立项，到拿到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连花清瘟胶囊只用了347天。这速度很快，但还是慢了一步，在上一年的7月13日，全球非典疫情已经基本终结了。
但恐怕连吴以岭本人也没想到，十八年后，这款药物会在另一场疫情中大放异彩，每天都被无数中国人吞进肚子。
1-“我吃错药了”
在讲究“老中医”的中国，吴以岭的职业经历，很早就开始了。
作为中医世家的传人，他5岁可以熟背药方，13岁就识得200多味中草药。考上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硕士生后，小吴又撞开了一扇新大门：络病学。
在中医理论里，络病学专治心脑血管这路大病。但却有个短板：不成体系。
在各路文献里，关于络病学的论述如同补丁，时隐时现。但小吴却偏偏对边角知识很有兴趣。每次遇到，都摘抄整理，最后居然攒下来一箱子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