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农民成功的设定往往是这样：辛苦种田数十载，供养的儿孙出息了，终于不需要种地了，到城市里享福。而更多年轻一辈人青壮劳力则是背井离乡去往大城市打工，甚至很多80、90后群体已经不问农事，回农村的也极少数，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状况。
其实在英美语境之中，“Farmer”是“农场主”的意思，尤其是在美国很多农场主掌握着良田千顷，在机械化、规模化生产之下轻松道地，拥有自带草坪的别墅，过着富足优渥的生活；在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似乎已经完成，“农民”甚至让人羡慕的职业。
在十多年前，有个年轻人在美国留学时看到一望无际玉米地，每个玉米就跟标品一样，一台机器推出去收割即能完成，而农产品销售渠道也是工业品流通渠道一样，甚至卖一个玉米棒子与卖一个茶杯并无二致。他当时设想如果有一天在中国也能这样生产并且售卖农产品，那将是一副怎样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呢？那个年轻人的“情结”从未释怀，他就是后来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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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营销概念提升附加值的工业品相比，国内很多农产品的价格是相对于低于其“价值”的，比如一亩地的黄豆种子要200元，种下地生长周期是半年，中间还需要化肥、农药投入，请人收割需要付200元每天的工钱，收割之后需数日暴晒后捶打出的黄豆，在市面上卖出每亩差不多赚回600元钱。要知道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凝聚着农民非常多的社会劳动时间，但市场价却往往让农民亏本。不是中国老百姓不愿种地，而是回报与付出极不匹配。
价值规律中供求对价格至关重要的影响却一直隐秘地主导整个农产品市场走向。我们再以江汉平原农民的副产品棉花为例，去年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