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褚时健的辞世，再次造成刷屏。
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在三年前他自己的家里，茅台集团的季克良前来拜访老友，两人吃了一顿云南烧烤，然后手拉着手坐在沙发上相谈甚欢，照片广为流传之后，人人都从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厚重和蹉跎，那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无不经历过的曲折人生。
我记得雷晓宇是这么评述他们的：
「想一想，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机会到来时，他们仍值盛年的尾声，并面临一个选择——是就此认命、服气，平平淡淡了此一生，还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独自一人面对旷野？」
如果不是那么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别扭心态——主要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我全都要」的左右逢源——改革开放的核心其实就是意味着对于过去路线的质疑和否定，然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渐进接受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规则。
在这个切换过程里，新旧观念的冲突至始至终都是存在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都还在局部博弈——其中很多议程于今天看来都只是最基础的常识，却在当年足以引起轩然大波。
比如你能不能雇佣几十个人开办工厂？能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商品拉到另一个城市贩卖？能不能挣很多钱、多到比其他人都要富裕？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现在的年轻人面前，恐怕会被当成脑筋急转弯式的笑料，但在仅仅三十多年前，它们都是需要动辄上升到真理大讨论甚至要有人以身试法的回答。
褚时健触犯到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能不能从企业经营里获得回报？这同样是个看似毫无悬念的问题，现代企业规则通过产权制度解决了企业归属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一家公司多少占比的股权，你就拥有这家公司多少比例的价值，在合法的流通市场，你随时可以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经济收益。
但在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切换的前后时期，一切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至于企业的成功是否和企业家有关，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是国家委派你来管理企业的，那么企业成了，国家占几分功劳，你又占几分功劳？
没人说得清。
褚时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缔造了红塔集团，把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亚洲数一数二的烟草帝国，这份成就无人否认，但他承认的贪污事实，同样难以清洗，一码归一码，赞同他和维护他的人，同样不至于给出「有功即可贪腐」的逻辑。
然而真正触动本质
